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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黨此階段的態度是：階級結構的變遷並不造成什麼難題，種種因素將匯集導致「中產階級社會民主化」。循此「普羅化」基調，社民黨相信其對於勞工階級的舊訴求，也可以用在白領選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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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中產階級迅速工會化，形成獨立於LO之外的一些自主聯盟（瑞典專業受雇者聯盟TCO，瑞典專業者協會聯盟SACO）。為了保住執政權，社民黨必須跟這些新興勢力結盟，因而捲入後者提出的「第二胎年金」ATP年金（即，於以稅金支應的基礎年金之外，另以雇主社福捐之方式，給予受雇者所得相關之第二層年金）之議，醞釀一種新的平等／團結／效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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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爭議由勞方啟動。由於均一給付的普及年金現制給付額度過低，大多數收入較高的行業雇員都向資方簽約爭取額外的年金保險；公務員也享有年金上的特權。如此導致享有私部門保險的白領雇員與藍領勞工之間的差距拉大，危及普及和團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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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工會聯盟LO要求ATP年金以直接提撥方式籌資，並組成準公共年金基金支應之。其目的在於將較大的資金市場納入集體決策的範疇。［Cf. 殘補福利的真正中心內涵為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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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社民黨對ATP年金並不熱衷。雇主聯盟和所有右派政黨則斷然拒絕；他們不反對第二胎年金，但主張應以自願方式協定私部門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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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黨的自耕農選民想要提高年金現制的給付額度。但是農民黨也了解階級結構變遷的政治意涵，以及爭取白領選票的需要，因此改名為「中間黨」。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拒絕了社民黨的年金改革議案，因此導致已經不合時宜的紅綠小老百姓聯盟終於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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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爭議沸沸揚揚展開，激起強烈的政治對立，粉碎「意識形態已死」的說法。經過三年的折衝，社民黨的年金改革案於1959年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新法案包含一項對瑞典福利國家的未來具有關鍵性影響力的條款：此法案於初期僅及於藍領勞工，而結合在TCO之下的白領勞工將於一年內決定是否加入，或另立體系。若後一種可能性成為真實，則普及團結的原則就會嚴重受傷；ATP的構思者們顯然預見了此種後果，因此預先埋伏多多的所得相關給付，使ATP競爭得過私部門方案。ATP因而成為動員白領勞工的管道，社民黨也脫胎換骨，由小老百姓政黨變成受薪者政黨。[Cf. 民進黨的勞退金]
去普羅化與全面中產階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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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治結盟的重組，與福利國家模式的重塑，普及團結的原則有了新的風貌：在年金、病假給付、失業保險及相關改方案革上，涵蓋範圍是平等普及的，但是給付卻是與所得和期待相關。與其將勞工階級福利國家硬套在新中產階級身上，不如乾脆將中產階級福利國家的整套權益延伸到勞工階級身上。這就是新的原則，如此，以往保障最低所需之「立足點的平等」，搖身一變成為「齊頭的平等」［!!!］。地位的平等是設定在中產階級的標準，新福利國家成為勞工階級向上移動的管道。瑞典福利國家達成了去普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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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於中產階級標準的［現金與實物］給付必然昂貴，導致1960和1970年代社會政策支出和賦稅的爆炸性增長。然而，貨真價實的中產階級普及福利國家，能夠巧妙擺脫糾纏殘補福利國家的兩個弊害：(1) 將私部門方案擠掉之後，政府得以免除給予私部門方案賦稅優惠的強大壓力［例如，台灣幼托高度營利化，導致優惠私部門的幼教券政策及托育費用扣除額之議］；(2) 可以增進中產階級的納稅忠誠度，強化團結，消除抗稅危機。朝向中產階級福利國家的發展，對社會民主的政治前途具有關鍵性影響。[此為台灣可用的解套辦法？]
By Gosta Esping-Anderson, 1992：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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