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 激烈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另一項更具重要性的政策發展，即是自1960年代晚期以降，福利服務之成為主要的就業政策。此一趨勢之源頭為1960年代社會政策論辯中的兩大議題：女性社會處境的改善，以及社會服務提供量和質的提升。這兩大議題匯流於醫療服務、教育和福利服務量的暴增中。［公部門擴增與連帶的女性就業率提升的效果是正面的，無論對女性、家庭、男性、社會／國家而言。］

• 社福服務量的增加，意味的是創造公部門工作機會；此一邏輯使社福服務的成長轉變為幾乎完全針對女性而設的就業政策。從1965年到1984年的二十年間，政府雇員數量增為兩倍，增加的部份集中於福利服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這些新增的僱員女性佔四分之三，其中有相當大部分為部份工時。其影響非常深遠：

（一）使得社福服務的水準足以與瑞典的現金移轉系統匹敵，藉著建立有能力提供足以抓住中產階級案主欲望的服務網絡，而鞏固福利國家的中產階級質地［普及共享的瑞典模式福利服務制度賴以存續至今，甚至於今天成為撐住瑞典模式福利國家的支柱，其主要因素為女性所貢獻的服務，這服務的特質是愛的勞務的公共化，此特質使福利服務能夠牢牢扣緊人的慾望／要求］。

（二）由福利國家寡佔福利服務的政策進一步使之免疫於反挫，尤其因為有多項公共服務產品［教育、托育、照護等］主要由中產階級消費。從1980年代的爭辯和衝突中可以看出，儘管有稅制上的衝突，福利國家體制不僅保住其正當性，更是受到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積極支持。右派於1980年代中期提出殘補模式和私化的訴求，因此於1985年大選慘敗。

（三）福利國家作為雇用者和服務提供者的兩個角色，具有互賴的關係。其特點／影響如下：

• 僱用擴增促成女性勞參率的大量增長，這是社民黨在面臨1970年代經濟停滯狀況下，唯一能促進就業的辦法。福利服務為女性創造就業，而福利服務也是女性能夠就業的先決條件［因為福利服務使她們無後顧之憂］；為女性提供的服務成為女性的職業，這就是造成福利服務的明顯女性偏向的因素之一。

• 瑞典模式福利國家需要最大量化稅基、最小量化「非生產性」支出，如此導致的生產性福利政策，勢必盡一切可能促進就業。這是瑞典社會民主政治自我強化的循環邏輯之表現。

• 其基本動機顯然是女性解放、平等與福利，其結果則是在整個歐洲經濟停滯甚至衰退的時期達成令人驚異的女性就業率暴漲。但是這也使瑞典成為產業化先進國家中職場性別區隔現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其女性就業者佔政府雇員的72%，製造業雇員的22%，商業服務人員的38%。［對於北歐職場性別區隔的正、負評價？］

• 政府揹著幾近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不得已壓抑公部門雇員的薪資，導致女性陷入公部門貧民窟的現象，引爆公部門雇員工會跟私部門工會之間的平等之爭。晚近資料顯示，白領階級逐漸分裂為兩半，一邊是以（女性）公部門雇員為主的社會民主核心，另一邊是由（男性）私部門雇員組成的反挫勢力。社會民主的未來可能有賴兩者締結同心。

　

 

By Gosta Esping-Anderson, 1992：劉毓秀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