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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再度主動出擊，其靈感來源為Ernst Wigforss於1923年提出的舊口號：「民主不能止步於工廠門口。」LO想要藉著產業與經濟民主的改革來正面挑戰企業主特權的神聖性，以此轉換再分配之戰的戰場。此一轉換標示著社會民主的一個大膽新紀元的來臨。［產業民主（共決）將會被證明為成功的路線，而經濟民主則否，why?正統馬克思路線或邏輯架構有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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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轉換實是需要的產物，只能算是草率的即興之作，未經深思熟慮。然而，瑞典工運對於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呼籲，引發了瑞典政治結構的根本改變。［背離了瑞典模式所賴的基本原則之一的「務實」原則，將使瑞典模式差一點丟掉半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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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MBL （工人共決）法案所涵蓋的系列改革，社民黨得以改善就業安全，提升醫療與安全標準，以及促進勞工參與決策。這些改革足以回應普受關切的議題，而又不會增加福利國家的經費負擔，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似乎是高回饋的正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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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套改革並不足以彌合社會民主聯盟的裂縫。一方面，它並未激發受薪者的熱忱［由於少了民主組合的共識形塑過程］；另一方面，它卻打擊了薩爾茲堡勞資協定所立下的雇主特權，工運這麼一來等於是對私有財產權公然宣戰。企業管理應讓勞方參與協商的新規定，實施起來並不激進，但是此一原則卻激發了資方的敵意和好戰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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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經濟民主或資本所有權民主化之主張而設立的「受雇者基金」 由Rudolf Meidner於1975年提出，1976年LO大會中獲得通過［這麼大的議題這麼迅速決定，顯示民主組合的共識形塑過程闕如］。然而，1982年所通過的法案，顯示平等的焦點已經模糊，幾乎完全被移至資本的形成、社會安全經費的籌措，以及充份就業的維續。經濟民主被拿來用作經濟政策的工具，而非促成平等與社會福利的手段；熱心支持的藍領勞工不多，新中產階級更少，毋怪乎成為1976年社民黨敗選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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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民主」的政治路線無法於1970年代達成ATP年金於1960年代為社民黨達成的正和功效，反而觸發與雇主和右派政黨的公開惡鬥。在勞資無法達成協議的狀況下，於私有資本主義經濟之上維持社會民主體制是困難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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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濟與產業民主也違反了社會民主歷史經驗上的「平等主義的效率」模式。管理者視新的僱用權利和勞工共決為僵化、沒彈性，他們被導向傳統福利方案，諸如：靠年金系統來解雇年紀較大的勞工，以及靠領津貼來僱用年輕勞工。弄巧成拙的結果是使福利國家比以往更加成為解決經濟難題的工具。
By Gosta Esping-Anderson, 1992：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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