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 1960年代，瑞典社民黨在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度上有所突破，同時，傳統藍領勞工的支持度也毫不消退。如此顯示的是正和策略的最大效益，同時，輿論也支持福利國家的另一波擴張。

• 然而，到1960年代晚期，這新的中產階級政權的內在脆弱性開始浮現，顯露出平等與效率難以兩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帶動大規模的經濟重整與合理化，但是，勞工冗員越來越不肯移到工業中心（這意味著由北部移居南部市郊的單調乏味的集中住宅［以Malmo的勞工住宅發展為例］）。症狀之一是其時爆發的一連串不合法罷工，彷彿瑞典勞工在抗議瑞典模式。加上經濟成長遲緩，就導致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鬆懈，由勞工往擴張中的產業的移動，變為對於受庇護職種的補助。問題不僅於此，還有上揚的通貨膨脹。政府於1971-1973以政策造成衰退，得以暫時抑制調薪壓力及通膨，其代價卻是失業率升高，積極勞動市場方案開銷更加吃重，並引發1974年與1975年的薪資暴漲。結果是選民相信布爾喬亞政黨比較有能力保證促成充分就業［結果導致1976年社民黨下台，直到六年後才重得執政權］。

• 用以解決的方案恰恰違反社會民主本身所定義的效率準則。衰敗的產業得到補助，還有囤積過多的庫存，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於1975年，中央政府赤字高達總支出的4%。充分就業政策越來越昂貴，不再與生氣蓬勃的成長並容。

By Gosta Esping-Anderson, 1992：劉毓秀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