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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等的面向觀之，問題更大。一方面，代表藍領勞工的LO，新左派，以及女性，都起來要求促進所得平等。另一方面，較優勢的勞工（尤其是金屬業［男性］勞工）和新中產階級卻越來越抗拒過多的平等舉措。瑞典的新中產階級福利國家依然堅持普及的原則，保障高品質的社會權利，一方面滿足中產品味，另一方面使勞工去普羅化。然而，這些特質卻阻礙了所得再分配［由於集體消費吃掉太多預算。思考：長期利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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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給予普及最適［而非殘補或最低］權利的福利國家，開銷必然戲劇性上升，排擠了賦稅的再分配潛能。於1970年代初期，社民黨的平等措施包括陡峭的累進稅、取消雇員提撥額，以及對於低收者的種種移轉給付（房屋津貼，和對於無附加年金者的補助），這些措施設計成自動「轉移調查」［非資產調查］的形式，能夠免除標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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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社會民主政權對於效率／平等交換難題的因應，使福利國家花更多錢，因此需要更多稅收。根據當前有關福利國家的大多數理論，調高賦稅和支出上揚的雙重效應會觸發政治反挫。但是，在瑞典卻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甚至半真的，福利國家反挫。其福利國家的中產階級質地被徹底建制化，事實證明經得起考驗，確實能免疫於右派攻擊或民粹反挫運動。1980年代保守黨採取新自由主義方案，倡導削減福利，回歸殘補模式福利國家，結果在選舉中遭遇慘敗。［Cf. 2006年右派聯盟靠著不消減福利的承諾得以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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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會民主卻面臨［薪資層面的］「出走」的難題，其根源為社民黨聯盟成員結構造成再分配的困境。所得較低的一邊（其中女性所佔比例越來越高［因為女性就業、加入政黨和工會的人數越來越多］）要求更大的所得平等。此要求的新動力為新福利政權的邏輯本身：戰後的社會民主平等法則承諾，要在福利國家中把勞工階級逐漸提升到中產階級的地位。但是，新福利國家倡行薪資相關的福利給付［例如ATＰ年金］，而團結薪資政策卻受「薪資漂流」［即優勢受薪者破壞團結爭取較高薪資］現象大打折扣。低薪者，尤其是女性，因此發起對抗不平等的新戰役。
By Gosta Esping-Anderson, 1992：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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