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社會民主下的權力共享困境

• 第一個困境是，權力共享網絡發揮社會化其新成員的作用，形成一種團體思考，外部或非成員的意見往往由於不符合公共政策手段及目標的既有界定，而受排斥。長期下來，這會導致政府治理的正當性及民間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等方面的難題。例如，政策執委會的民間組織代表有時會無法理解其內部成員的政策建言。>［總之，凡有權力之處必有濫權與腐化。如何避免？］

• 另一個困境是國會和政黨的邊緣化。其背景因素為，少數執政迫使社會民主政府尋求資方組織的直接合作，以破除其施政阻力

• 1948年大選後社民黨少數執政，於1949-55之間有所謂的「星期四俱樂部」，邀集勞方（藍領工會LO、白領公會TCO）、農民組織（SL、RLF）、資方組織（SAF、IF）組成。原本作為資方的「訴願的會議桌」功能，但在成員逐漸擴增後，喪失其組合主義功能。［組合主義意指分化的社會階級的統合，往往意味國家至上模式對於勞工階級的安撫，或勞工政黨執政下對於資方的安撫；民主組合則是側重跨階級平等共治。］

　

• 1950年代至1964年於位於Harpsund的首相宅邸舉行的勞資聚會，排除反對黨代表，導致自由黨揆譏稱它為「Harpsund民主」，挑明其避開國會的意圖，兩方就此展開激烈的辯論。［問題不在避開國會與否（修、立法總歸得通過國會這一關），而在決策管道是否夠寬，足以涵蓋社會的不同層面；若是，則無正當性的疑問］。

By Michele Micheletti ( 1995),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The Swedish Model"; 劉毓秀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