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派與權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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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共享對民間組織和政黨而言，各有不同的有趣意涵。自由黨和保守黨通常擺出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挑戰組合主義系統。資方組織審慎因應，選擇加入權力的共享，以發揮其政治影響力［如此，瑞典資方捨棄其他國家資方慣用的遊說等方法，而選擇與執政者和勞方面對面溝通。遊說極為昂貴、高層、管道狹窄，對勞方或其餘弱勢陣營非常不利］。農民黨及改名後的中間黨置身於中間位置。
政府擴張與民間組織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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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黨推動擴大政治範疇，使之包含社會權，導致「政府擴張」（McEachern, 1990），成為世界各國中最大的公部門之一，它介入新領域，將民間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協商或權力共享建制化，開創「公共行政的組合主義」（“public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sm,” Rothstein, 1992）。此發展被稱為「強社會」（strong society）和「瑞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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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民間組織的眾多影響中，最重要的一項可能是所謂的「地方自治化」，即政府將民間組織原先從事的福利服務工作接手過去，交由地方政府去做，導致政府僱員激增，尤其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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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龐大、昂貴的政府部門來處理社會福利問題，是處理福利問題的典型瑞典模式。其背後推手－－民間組織－－以這個方式重劃政治疆界，如此，民間組織行動變成政府舉措的同義詞，而這也引導人們將政府視為一個服務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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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要的相關發展是民間組織和政府的融合。民間組織的業務一旦被政府接收，它就搖身一變而為政府相關委員會的委員。這種公共行政組合主義出現在許多政府部門，使「強社會」演化成為「好社會」，彷彿人們一時之間相信福利國家可以紓解人生所有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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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國家的社福方案使許多民間組織邊緣化，其原有的公共空間現在讓給了福利國家，以及政府和民間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地方自治化嚴重衝擊民間組織：
政府加稅以因應福利措施，排擠了民間組織的會費和捐款。
來自政府的經費對民間組織變得更加重要了。
地方自治化意味著民間組織失去接觸社會現實的重要管道，這會削弱來自會員的支持。[*]
By Michele Micheletti ( 1995),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The Swedish Model"; 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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