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私化（priv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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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間組織變成了實質的私人企業。今天，對於消費者或農民合作社的較正確界定應是資本主義合作社。［合作社優先被資本主義化。思考：推動仿效日本制度鼓勵成立勞動合作社承覽長照服務可能產生的漏洞為何？在台灣，是否推動「由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夥）提供服務」，即丹麥模式，才是較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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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關的難題是，生產方式的結構性改變使雇主和受雇者的界線變得模糊。有朝一日有可能連勞工組織和雇主組織的界線也將變得模糊。［思考：台灣未來照顧制度的雇主、雇員關係］
三、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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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方組織SAF決定不再跟勞方組織LO進行中央化協商之後，中央政府就著手將福利服務移轉給縣市政府和鄉鎮公所。此舉迫使勞工組織跟著使其活動在地化，其目的在於因應去中央化所造成的新政治機會結構，以及改善與會員之間的關係。［思考：效法北歐，應同時推動中央和地方的民主組合化。以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的社區自治委員會為例。］
四、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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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現在關切的是「集體中的個人」和「聚焦於個人」，顯示新的團結概念揚棄了標準化的或普及化的解決方案，轉而倡導彈性和個人多樣性。此項發展被稱為新個人主義或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反映的是後現代社會的類市場趨勢。對於組織目標的忠誠，是強社會和瑞典模式時期的團結概念特徵，相較之下，後現代瑞典社會中正在發展的新團結概念，是比較內在、自我實現的。年輕人比較明顯傾向新個人主義、去政治化或非政治性。無法或不願調整的傳統民間組織面臨流失會員與招募不到年輕會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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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瑞典人選擇私人／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以滿足其需求［例如，越區到Nacka私人公司承辦的老人院接受服務的斯德哥爾摩市民］。這可能是因應公、私領域的切割的一個方式。難題是，這種投注方式有違有關人民利益呈現方法的傳統觀念［即組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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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個人主義的挑戰，既有組織必須了解其被動會員與活躍會員做為個人分別從組織得到什麼？會員如何直接促進組織目標？今天，勞工組織和其他組織花費相當多的資源舉辦研討會探討這些問題，而同時瑞典人對於工會領袖的信任度卻比以前低。研究顯示，白領勞工［而非藍領勞工，注意其階級因素］認為新的工會議題無法以中央化的方式解決，而需要會員做較多的地方性投注。難題是，此種投注方式有違利益代表（interest representation）的傳統方式 [即，由工會派代表參加中央化的有關規格化的決策］。(Boglind,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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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的斯德哥爾摩分會也組成一個研議委員會探討如何解決其會員民主（membership democracy）的問題。此委員會檢討像FK這種百年組織所秉持的民主概念，發現它過於注重民主的形式化要素，例如規條，以致阻礙討論和溝通，這顯然不是其多數會員可以成功援用以影響組織的方式。（見該會1988年資料）。研議委員會建議該分會改採「會員機會」的方式，並將之界定為具有三個主要概念：利益、參與及影響力。［即改為以個別會員為考量。這會牽動組合機制，因此牽涉著更大層面的公民身分的界定問題。前項建議其利弊如何？作者態度如何？思考：應將民主組合的運作擴大涵蓋社會的各個面向和層級，使之層層包含，包括地方和個人層次的權力共享與利益協調。］
五、國際化
By Michele Micheletti ( 1995), "Repluralization and Resurgence of Swedish Civil Society"; 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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