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 出於對於福利國家的尺寸和民間組織的活力的考量，外包（contracting out）之議在1970年代被提出，許多鄉鎮開始將一些服務轉移給社運組織去做。青少年休閒活動和球場管理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和民間組織都滿意於這種發展：一、服務移轉幫助政府節省成本；二、服務管理補助充實了組織的財務；三、外包被視為邁向更直接的地方民主；四、此舉給予民間組織影響公共事務的管道。［應正向加強四項因素，則「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夥伴關係」應是理想的解決方式。解決之道應往這個方向推展，而非走私化的回頭路。］

• 外包對於民間組織的負面影響：外包是否造成政府對於民間組織的掌控？一位學者的研究顯示事實正是如此： 「地方政府有時說服一些社運組織承擔超乎其本來運作範圍的服務。如此，鄉鎮公所重新界定了組織的活動…這種行為與其說是外包，毋寧說是恐嚇勒索」（Strőm, 1985）。基於此項評價，政府在1980年代對外包興趣更濃，而且組成研議委員會探討之，是很發人深省的事。［應該先問的是：此負面效果是必然的，還是可以改善的？若能力行民主組合機制，就能避免。 Strőm的用語透露他的立場，引人懷疑：他的研究和本書都可能是右派的輿論形塑戰的成果之一。］

• ［思考ㄧ：社會服務哪種方式較好？香港的英式中間路線，政府讓民間社會自己去做？日本模式，由政府外包給合作社去做？或是美式的自由市場化＋志願化＋家庭化？或是傳統瑞典模式的完全公共化？或是丹麥模式的傾向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夥（即，民主組合模式的公辦民營）？這些模式當中，無疑北歐模式的整體效益最佳，而又尤以丹麥模式在今天可行性和預期效益最高，部分原因可能是它較符合本文作者指出的新個人主義的去中央化、地方化傾向。比較台灣社運／婦運推動的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模式。］

• ［思考二：作者對於外包的寫法顯示一方面他指出政府和民間組織都滿意「將服務外包給民間組織去做」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又代民間組織為解人，藉一位學者的研究將此作法詮釋為政府對民間組織的掌控或勒索。他接下去會以肯定語氣陳述志願化的發展。所有這些，加上他對於去組合化、民間組織「回歸抗議運動的初衷」（見前一頁）的肯定態度，顯示他企圖將社會服務推向私化、去公共化、去政府化的方向。這項邏輯是很可惡的，原因在於：民主組合的實踐是政府與民間組織夥伴關係的成功關鍵，也是民主政治全面徹底實踐的契機，更是實現勞工、女性、兒少、老人等人口的在地生命／生活權益保障的唯一管道，作者及持相似信念者致力於否定民主組合，以實際行動導致去組合化（此文隱然為右派的輿論／觀念形塑戰的例證），此舉足以使民間組織進退失據，陷於受政府掌控的窘境，如此，作者及其陣營得以落實其指控。這些弱勢人口的組織一旦「回歸抗議運動的初衷」，失去了其與國家的夥伴關係，如何與多金多才的右派相抗？例如紀登斯的抗議運動是對抗國家而非［自由］市場以及哈伯瑪斯的新政治運動應該避離國家等等說法，顯示的是菁英分化民間組織與國家以及「為資本陣營諱」的自覺或不自覺意圖（因為菁英和資本家都不喜歡、不需要國家的介入）。參見劉毓秀〈女性、國家、公民身分〉中對於哈伯瑪斯的批評。］

By Michele Micheletti ( 1995), "Repluralization and Resurgence of Swedish Civil Society"; 劉毓秀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