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歡迎各位參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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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智均、于珊、堯寬、奎穆、宣旭、徵儀、皓宇、陳寧
紀錄：陳寧
在《台灣女生，瑞典樂活》這本書中提到，當地的保母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受過訓練的，另一種則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如果是像上面提到親人協助照顧小孩的行為，就有點像是後者，可以經由登記成為代替保母。在有些城市，一旦登記成為保母之後，就可以領到由國家給付的薪水。這樣的制度使得中年以上的婦女多了許多再就業的機會。而如果希望照顧小孩的時間可以平均分配，讓他們可以有時間跟其他的小孩互動，也能夠有時間跟父母相處，就必須配合親職假的制度。
不過我們也討論到，有些工作形式是不能間斷的，父母本身實在沒辦法抽出太多多餘時間，所以最好可以依照不同家庭的狀況，有些給予保母津貼，有些則給予托育的協助，而且他[她？佳羚？]也提到常常在新聞上看見托兒所、幼稚園的老師有不當管教的情形發生，應該針對這個部分多加管制。而正是因為有上述的這些案例，經濟能力許可的家長，就會想盡辦法要花大錢請費用很高的保母，或者把小孩送到昂貴的幼教機構去，讓幼教體系產生惡性競爭，收費較低的品質就很差。現代有些父母抱持這種花大錢投資小孩，希望他以後能夠有好的學歷、好的收入的心態，很不可取，甚至還有人認為，把小孩送去幼稚園，就把教育的所有責任全部推給老師，不願意自己多花心思去教導小孩，這種觀念也值得商榷。
北歐的托育制度「去普羅化」的中心概念，能讓經濟情況較差的小孩也能有好的學習環境，是建立在整體價值觀的改變上而產生的制度，在台灣就算津貼、補助的政策，可以模仿北歐的形式，大家的價值觀看來卻還是很難改變。不過藉由制度的改變，再來達成民眾價值觀的改變，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至少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已經可以看到因為法令制度的改變，如：教改，而有些觀念上的變化。當好的制度誕生之後，漸漸會有越來越多人受惠，大家就能夠去認同新的價值觀。
不過也有很多的既有觀念，卻似乎不是單由改變制度就可以達成改革的，例如：在很多家庭中，親戚幫忙協助帶小孩，是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還要向政府去申報，變成讓國家來管理家務，大多數的人可能還是會認為這是很麻煩的事情，能夠盡量避免就避免。
另外，一旦政府真的制定了親職假的政策，父母們是否真的願意把這些多餘的時間，用來陪伴、教育小孩？或者只是把這些時間再去從事別的工作？而且如果公司開始實施親職假制度，今天有員工必須因為生育，或者是小孩臨時生病、有狀況而必須請假時，他的工作要怎樣由同事去協助暫時頂替，必須要有一套很彈性的人事調動制度做為後盾，而且同事之間也要培養能夠彼此互相體諒的默契，不管是在制度面或者是情感面，都要靠著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用長久的時間，來醞釀出這樣相濡以沫的共識，這和台灣企業長期以來受日式風格影響，公事至上，私事不帶進辦公室的觀念，是大相逕庭的。
因此台灣無論在政策或者在社會價值觀，都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我們看見了這點，也希望將來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有良好的托育環境，所以在推動改革的工作上，我們勢必是不能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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