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加上台灣日益嚴重的少子化現象，使人口老化問題相對嚴峻，據估計，三十年後，台灣的老年人口扶養比將達百分之五十，亦即兩個工作人口就要養一個老人，是當今父母輩的三倍。

日本的少子高齡化因應對策起步甚早且傾向長期性規劃，可算是亞洲各國的先驅。日本在1973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但由於意識到建構少子高齡化因應對策的必要性，日本政府早在1963年，就已制定老人福利法，在ㄧ連串措施有計畫的推動下，日本已建立了獨樹一格的日本型少子高齡化對策。

瑞典向來以高薪資、高福利、高課稅聞名於世，完善的社會福利乃是建立在高稅收的基礎上，瑞典的社會保險是為了提供人民保障，以因應遭遇疾病、身心障礙及老年所帶來的財務危機，另外一個主要目標，是提供養育孩子的家庭財務上的保障，以平衡育兒家庭與未育兒家庭的財務差距，並根據國民的生命週期進行財務資源的分配。強調「幼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所終」的瑞典社會保障制度，被世上許多國家奉為「福利國家」的楷模。

瑞典亦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全民養老金體系的國家之一，1913年，瑞典議會通過國民年金法案，規定對所有老年人口實行沒有差別、一視同仁的養老金給付。這種具有普及性和強制性的養老金體制，保證了瑞典每一個老年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新的年金制度在1994年，由議會決定完成基本方向與原則，1998年時議會拍案通過，而真正實際運作是2003年。新的年金制度最主要的原因與政策就是要穩定財務狀況，而這些社會與經濟因素，給每個世代同樣收入，付同樣價錢得到同等年金的可能性，所以新年金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能讓每一世代都能繳交同樣的價錢，讓之後的世代也能有穩定的財務情形。而工作年資的總收入，可決定老人年金的多寡。

瑞典老人年金的其中一部份年金，撥入基金，由該州政府管理並且決定投資，投資國內也投資國外，不過重點是雇主付年金給州政府，州政府把其中某些比例投資在基金上，而自己可以決定那筆錢要投資在哪一筆基金上，我想我大概要付薪水的百分之十八在年金部份，其中的百分之二，就是投資在自己選擇的基金裡。

1974年瑞典開始實施父母保險制度，即給予父母雙方帶薪假期以照顧幼兒，並承諾能重回原工作崗位或類似的崗位，帶薪育兒假的時間也逐年增長。父母保險是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部分，由所有雇主支付。父母保險制度和其他一些改革同時進行，正是為了確保父母雙方都能兼顧工作與育兒的雙重責任，這些改革措施包括由市府開辦托兒所，以及低齡兒童的父母可以縮減工時等。

2000年日本的人口老化達到世界最高水準，為了讓愈來愈多的日本老人可以有尊嚴地度過晚年，也為了減輕政府在低經濟成長期間的財政負擔，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001年開始，強迫全國開始開辦公共介護保險制度。

介護保險制度整合了先前的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健法兩種制度，其財源一半來自稅金，另一半來自於保費。這項制度有意降低政府所扮演的公扶助角色，鼓勵民間參與介護服務以利用民間活力，因而涵蓋了相當廣泛的社區照顧及醫療機構安養照顧等範圍；醫療保險強。調「相互扶助」、「相扶共濟」精神並促進醫療之市場化，提倡「居家服務」，讓介護服務利用者儘量待在其所熟悉的環境，落實憲法所揭櫫的「適合人性尊嚴的生活」理念。

不管是跟高福利國瑞典，或是和鼓勵互助共生的日本相比，我們似乎缺乏一個全面性規劃的老人政策。政府編列的老人福利預算顯然無法回應老人的需求；對具體因應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醫療照護問題，也未有完整規劃，急待改善的問題包括仍將老人照顧的重擔放在家庭，缺乏老人的社區照顧網絡；通過立案的老人安養機構嚴重不足，照顧品質堪慮等等。

瑞典和日本的老人安養政策未必適合台灣，但是兩地的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變革贍養方式、提倡老年人發揮餘熱、積極開發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商機，是台灣迎戰社會高齡化時尚待努力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