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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瑞典模式時期標示著瑞典民間社會的變革,然而此變革在歷經發展成熟的過程後,也難逃僵化的命運。

 

  • 瑞典模式發展至高峰,形成所謂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其特徵為:尋求透過社會工程和大規模結構、計畫、建構來解決社會福利難題, 。國外觀察家將瑞典視為一部進步機器, 「現代社會的原型」(Tomason, 1970)。大多數民間組織,包括工會、教會、成人教育、禁酒、租屋者等等組織,紛紛認同這種機械化、物質化的社會進步觀,並據以調整其組織官僚化、中央化、普及化成為其服務之特徵 [思考:本文作者對於瑞典模式持負面態度嗎?他秉持較右傾的意識形態嗎?不論如何,以務實的態度看待他的意見才符合瑞典模式的原始精神。例如,Lund新型公營照護機構的曠冷環境與公式化服務態度,及其與蛇鎮照護人員公辦民營機構的親切,後者之為street-level bureaucracypolitics of the 1st person expression之表現。]

 

  • 雖然瑞典模式成功解決社會福利的物質問題,卻也阻礙了個人的多樣性與拒絕服從。高效率的官僚主義解決方式導向一種「過度服從」。對此,社會民主發言人Alva Myrdal早已有先見之明,而稱之為「聖官僚特斯」(St. Bureaucratius),藉以警示社會。瑞典模式高峰期的一首流行歌曲有這麼幾句歌詞: 「史文蓀做的事,你要照著做,不可以標新立異。」對於民間組織理想的solidarity,被對於組織本身的忠誠取代了

 

 

By Michele Micheletti ( 1995),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The Swedish Model"; 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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