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圖5.2所顯示的，最直接影響個人選擇的制度配置面向，是知識傳播的面向。前一章所舉出之指導原則之實踐，有賴於人們清楚知道其各種選擇之總合將會導致何種結果。
與此面向有最直接關聯的指導原則是「提高能見度」。對於他人行為後果之無知，會引導人們依據最糟的可能性進行合理化，如此產生鼓勵自求多福的效果。然而，某些政策選擇，例如不將賦稅資料列為受保密資訊，能夠使情況改觀。確切的資訊讓我們對於他人納稅、參與民間組織、投票、遵守法律、獲取攸關公共政策之資訊、參政尋求改變或延續某些法律或規約等行為具有信心；它讓人們樂做榜樣，以明顯可見的方式增強而非侵蝕社群的結合力量。
然而此類知識並非唾手可得。在今天的複雜社會中，有用的資訊需要經過蒐集與科學性的研究分析。並且，從另一端看，還需要有人能夠科學性地區別有效及無效知識，並在一堆宣稱為科學權威者當中分辨真偽。總而言之，需要有能力區辨科學與迷信的公民。
1990年國家地理雜誌的調查顯示，瑞典人對於美國人口結構輪廓大要的理解，要比美國人自己來得正確。美國年輕人熟知影星的名字，認得各種品牌的商品，卻對切身處境不清楚，無以於其中好好做選擇。要能提供替代性資訊系統，就必須對成人教育做重大投資；若要在以商業電視為基礎的美國文化中如此做，其所必然引發的制度變革，是在美國制度配置的脈絡中事實上無可想像的。個人所能做的，頂多就是關機。最終而言，這種替代方案是個人主義模式的：錢要賺得夠，稅要納得少，以便能夠送小孩上私立精英學校，讓他們得到較好的學習環境。如此一來，制度配置的排他性［排斥其餘階級］，以及此種配置所導致的不平等，就受到增強。
斯堪地納維亞制度配置展現不同的風貌──而這是在美國的脈絡下不可能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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