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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古代的教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真是有道理。

一個人修身的態度,可能擴展成為他個人齊家、治國的態度。修身,除了自我鞭策外,很重要的是能夠與他人對話(看看古書留下的諸多聖賢對話)或接受他人的批評。有了對話,才能讓對方知道觀念差異、甚至讓對方知道他的問題,有了批評;才可能有省思的空間,有進德的可能。

若個人的修身態度只是一味地自我要求,而不與他人對話、聽不入他人的批評,那麼,到了齊家的範疇,自然也就運用這樣的態度對待家庭成員。實際的運作就會是,拿著某些標準、規範,不斷地要求自己、要求他人要這麼做。

如果修身態度如上,那麼個人到了齊家範疇,就會面臨極大的衝擊與挑戰。當有成員做不到時,該怎麼辦?很明顯地,就會直接衝擊到自己的方式是否恰當:是否還 可能把個人自我要求的方式,運用到對群體成員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連這個問題也不想,直接以權威的命令下令,做不到則罰(就像現在中共模式,他們還有中 國文化的內涵可言嗎?值得那些一廂情願把中國大陸與中國文化連結的人士省思)。

如果是採高壓、責罰的方式,就齊家的層次,我個人是不知道是否有資料顯示成員們的態度?不過若就治國的層次,歷史諸多記載都顯示,那樣的方式也許滿足了個人的欲望,似乎也有個人要的成效,卻可能遭到推翻以及惡名留史的結果。

再回到自己所想到的古書書面記載(是否有表裡之別?),這些被廣泛流傳的賢聖者作為,都是採開放式的對話與討論,而非高壓。換句話說,古代聖賢的教法,至少春秋戰國的聖賢作法,是採開放、溝通的方式(佛經的記載也多是對話模式)。這樣的對待模式,不知從何時起,消失了?

加上,古人也教過我們:「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己」當然是「自己」,「人」,也就是「他人」。「寬以待人」,除了避免衝突的功效外,可能很明顯地是 考慮了「個別差異」;個體來自不同的家庭,可能接受的標準不一,個體要達到標準、要求的方式、能力、時間進展上可能不同;也許因為考慮差異,在教學上,有 因才施教(這應當不只是被用來指學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詮釋,也許有中文專業者可以提供相關解讀。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但可用在個人修身,又可以用在齊家、治國上。在齊家的層次,家至少是由兩個以上的個人組成的;關係上,就有「自己」與「一個以上 的他人」。因為嚴以律(自)己,家人會看到自己樹立的修身典範,寬以待他人(家庭成員),會讓家庭成員心生佩服,進而效尤。

不過,歷來,好像對家人的態度,多是律己不(見得)嚴,卻嚴以待(家)人,以至於家庭成員只能以包容的角度(知道她/他就是這樣)就算了。這樣的包容,是 認定她/他無可改變,為了家庭的運作,而不得不採取的態度吧?!更多似乎是家戶長(父親)的一貫要求,讓自己的標準能夠被徹底執行?!

回到「家」與「家」的水平層次,我家與他人家。這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所用的情境,就是互動時,更可能是衝突時,不管對錯,自家人都先自我省思,而 非一指指向他人。是自己家人錯誤時,家人更應該要能指出,而非等他人的批評。指出錯誤,是基於家人彼此愛護的心態;指正的方式,當然也不必是責罰,而是透 過對話,讓對方「至少」面對問題,進而想要解決問題。

若把古人的智慧與方式用到現在,還是可用的,不是嗎?

現代的「支持」涵義,不管是「個人」與「個人」或「個人」對「團體」(可能是家人、組織、社團、政黨等),都是要「支持到底,不管對錯」。這樣的支持,似 乎早就偏離了傳統的理性教導,比較是情感式的支持。情感式的支持,若少了理性的指正,或許得到了一時的友誼、護持,卻可能導致個人面對現實、面對問題的能 力降低。舉例來說,朋友之間若少了理性指正,這樣朋友應該就稱不上「益友」;家人若不指正,自己家人到外面去,適應能力變差,因為無法跟他人互動、溝通, 最後只能逃回家;個人若對自己的組織缺了理性指正,最後就是憤恨地離開、變得憤世嫉俗,對他人、對社會都採取不信任、嘲諷的態度。

傳統思想帶給個人的一點小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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