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責任歸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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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間組織和政府融合時，就會發生「到底誰在統理政府機構，誰應該為其決策負責」的問題。 ［並不必然。］民間組織也有類似的難題。組合主義有時會置民間組織於不知如何因應的處境，以致變成啞巴；而當民間組織被迫為相反於其意識形態的決策背書時，又不免自疑是否成了政府的人質，資方組織SAF就是一個例子。［組合主義委員會應如實反應社會結構，讓相關各方平等共同享有／負起決策及其推動的權力／責任，其目的在於達成讓各方都能接受、都能受惠的決策。如此應能避免「沒有興趣、不知如何因應」或「感覺被綁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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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期［右派執政時期］，政府組成的一個政策研議委員提出質疑：政策執行委員會中的民間組織委員到底代表誰？他們達成結論：勞資組織應該退出許多政府機構的政策執行委員會。其後，許多民間組織的評論強烈為組合主義辯護，包括白領工會TCO，而資方聯盟SAF則持完全相反的意見。［作者於此段中隱去右派執政黨的屬性，相較於他於其他地方明白暴露左派政黨之缺失的作法，足見作者「為右派政黨諱」的心態及其意識型態。這篇文章必須透過這個角度去閱讀，才能避免受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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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接著著手進行野心勃勃的昂貴輿論戰，包括開課、撰述報告、出版書籍（書名為「告別組合主義」），催促政府改變政策，最後乾脆決定離開許多政府機構的委員會，總之，它企圖使瑞典去組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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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黨對於SAF辭去十二個政府機構委員會之舉，採取不予理會的態度。但是，［1991年］新上台的右派政府迅速抓住這個改變政治結構的機會；它挑明資方的缺席，視之為權力的失衡，並將之解釋為小型憲政危機，就此於1992年春天向民間組織和政府機構發出備忘錄，請他們予以評論。［右派］政府接著向國會提出一項法案，規定SAF退出後的委員會，其餘民間組織也應該退出。其後，它組成政策研議委員會就政府機構的統理問題進行研議；此一委員會並未邀請民間組織參與。［右派］政府給予前述政策研議委員會的一個重要的原則是：民間組織只能參與諮詢性質的團體，不能加入機構本身的委員會。［SAF和右派政府此舉顯示，民主組合是真正可能有利於勞工和女性的，還有，唯有在平衡兩方利害，不偏損資方和保守勢力利益的情況，後者才會願意接受這套遊戲規則。總之，為弱勢著想，必須適度向右派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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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態度產生改變。其於1980年代提出的評論中主張，民間組織應該參與諮詢會議，不應參與政策執行委員會。到1990年代初期，它改為主張民間組織應採取遊說的手法，而這是勞工組織所反對的，因為這樣會減低他們的影響力。［多元主義下的遊說之法對誰有利？組合主義與共識民主又是誰要的？後者答案是勞方。可是卻是勞方舉動導致去組合化的後果，由此可見其不合邏輯與欠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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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通過［右派］政府所提的法案，其間的辯論顯示，組合主義已經變為一種具有強烈黨派性質的東西；社會民主陣營反對這項法案，而非社會主義陣營則支持之。社民黨國會議員抨擊［右派］政府受資方聯盟SAF影響，正如往昔非社會主義在野黨批評社會民主政府太靠近藍領工會聯盟LO。［「有容乃大」是往昔瑞典模式成功的因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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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老早就開始備戰，蓄積其遊說和輿論形塑的資源。勞方也在1992年前述法案通過之前，就已訴諸遊說和輿論形塑之法儲備彈藥。［如此將展開作者所謂的瑞典勞運的玫瑰戰爭。這一系列發展顯示瑞典勞方組織遲遲未能充分反省：共識民主才是對勞方有利的遊戲規則。］
By Michele Micheletti ( 1995), "Repluralization and Resurgence of Swedish Civil Society"; 劉毓秀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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