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翁翠萍台北二日電)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今天公布2008年台灣與先進國家整體兒童福祉跨國比較研究報告,整體排名前三名的是瑞典荷蘭丹麥芬蘭,從後面算的倒數三名是英國、美國、葡萄牙,台灣則排名第十二名。

 

這項研究參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FE)2007年「兒童貧窮觀點:富裕國家兒童福祉總覽」報告與今年發表的「2008年世界兒童現況」報告,從經濟力、健康力、教育力、幸福力、安全力五個面向的十九個指標,對應四十四個項目,與二十一個先進國家比較,找出台灣兒童的福祉在全世界的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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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將全家人凝聚在一起

 

(中央社訊息服務20080318 10:13:54台北)現在學校與各界專家都在倡導「親子共讀」,不過似乎只有媽媽在關心孩子的閱讀習慣;不過,這裡倒是有個特例,有位網路暱為「風城小狗」的爸爸,因為有天心血來潮看到老婆要用來訓練聽力的童書,便興起自己說故事給孩子聽,沒想到意外的效果讓家中笑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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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譯盧永山綜合31日外電報導〕為了解決美國銀行業目前的危機,聯準會已開始研究1990年代初期北歐各國將財務不佳銀行收歸國有的案例。

 

 詳文請見: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401/78/wg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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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在教學生這個俚語時,先解釋了cold turkey的背景(最早用在戒除毒品,指的是不是慢慢減量、而是一次戒除,後來擴大到指:一次就完全戒除某壞習慣)。雖然講義上提供了例句,但還是舉了生活中的例子以加深他們的印象。我舉了家鄉裡那位當流氓多年的屠夫師兄,在聽到慈濟某位師父的話語後,就下定決心放棄利潤頗高(一天數萬)的屠業,改賣素食(一天約一千)。

 

沒想到,許多男學生一致認為這位師兄很笨,為何要放棄屠業,甚至有幾位男生大聲地說:「我才不相信那個(指因果)呢,要是我才不管咧」。其餘有幾位也是小聲地附和說,「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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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siu:民間組織更新的解決之道不應往作者底下所提的志願化方向推展,而是應該朝下列方向改革組合主義決策及執行機制一、應更民主化,包括適度去中央化、去整體化(即特定議題化,譬如將社福委員會分割為托育委員會和長照委員會等);二、應顧及組織的意願和能力;三、應擴大參與基礎,使之包含新興議題/組織/人口群落。這樣才最有利於勞工、女性、兒少、老人及其餘人口。]

 

志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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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當選民們正將注意力整個投注在總統大選時,另一場(見「立院政府托育政策公聽會」一報導)托育政策的攻防戰也在立法院展開;托嬰中心的營利業者依侍國民黨立委的協助正向內政部、兒童局等部會抗議:為何居家托育補助只補助保母,而未補助托嬰中心?當時兒童局長解釋,因為保母的費用較為昂貴,基於經費有限,而先補助保母,但是會將業者的建議納入考量。

 

在評論3/17「立院政府托育政策公聽會」一報導時,曾約略分析為何不適宜補助托嬰中心(主因是不能助長營利走向)。然而,面對業者的要求,政府還是得採取行動,因此,最後的解決之道還是讓托嬰中心也納入補助範圍(見下面新聞加黑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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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330/4/wcc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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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330/5/wdfp.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331/63/wel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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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於對於福利國家的尺寸和民間組織的活力的考量,外包(contracting out之議1970年代被提出,許多鄉鎮開始將一些服務轉移給社運組織去做。青少年休閒活動和球場管理就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和民間組織都滿意於這種發展:一、服務移轉幫助政府節省成本;二、服務管理補助充實了組織的財務;三、外包被視為邁向更直接的地方民主;四、此舉給予民間組織影響公共事務的管道應正向加強四項因素,則「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夥伴關係」應是理想的解決方式解決之道應往這個方向推展,而非走私化的回頭路。]

 

  • 外包對於民間組織的負面影響:外包是否造成政府對於民間組織的掌控?一位學者的研究顯示事實正是如此: 「地方政府有時說服一些社運組織承擔超乎其本來運作範圍的服務。如此,鄉鎮公所重新界定了組織的活動這種行為與其說是外包,毋寧說是恐嚇勒索」(Strőm, 1985)。基於此項評價,政府在1980年代對外包興趣更濃,而且組成研議委員會探討之,是很發人深省的事。應該先問的是:此負面效果是必然的,還是可以改善的?若能力行民主組合機制,就能避免 Strőm的用語透露他的立場,引人懷疑:他的研究和本書都可能是右派的輿論形塑戰的成果之一。]

 

  • [思考ㄧ:社會服務哪種方式較好香港的英式中間路線,政府讓民間社會自己去做日本模式,由政府外包給合作社去做?或是美式的自由市場化+志願化+家庭化?或是傳統瑞典模式的完全公共化?或是丹麥模式的傾向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夥(即,民主組合模式的公辦民營)?這些模式當中,無疑北歐模式的整體效益最佳,而又尤以丹麥模式在今天可行性和預期效益最高,部分原因可能是它較符合本文作者指出的新個人主義的去中央化、地方化傾向比較台灣社運/婦運推動的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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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選後到現在,政治新聞有三分之二左右都在報導馬先生到哪謝票、馬先生家、馬先生女兒、馬先生住的社區、馬先生與XX會面、誰對馬先生如何如何、馬先生又對誰如何如何......這系列的報導,究竟是對馬先生的個人崇拜作祟?還是了解多數台灣人民崇拜馬先生,而予以操作並努力迎合人民?還是更努力將馬先推向偶像的層級,就像當年在推崇蔣中正先生一般(簽名、握手、塑像、發行相關紀念品等等)?

 

看著這些新聞,感覺就像在看影劇新聞一般。這就是我們要的新聞嗎?這就是媒體的社會教育、努力教育我們要崇拜馬先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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