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歷史背景

• 1950年代Herbert Tinsten提出「意識形態已死」的說法，頗能言之成理。面對著通貨膨脹與社福支出平衡難題，社民黨關注的是經濟的安定。於1949年，他們弄出一個低人氣所得政策，內容包括強迫工會凍結薪水。對於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無以達成的困境，領導者就是提不出別的辦法來。而其嘗試新點子的空間，也受限於其持續依賴紅綠聯盟。［社民黨意識形態已經失去存活能力。］

詳文請見：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227/17/u8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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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評註太長，所以另闢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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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則新聞的推薦人數很低，很有可能是公立托兒所不太吸引台北市的父母。也難怪，一直以來，由於公立托兒所的數量有限，因此大都是以低收入、弱勢家庭等優先收托。長久下來的結果，造成公立托兒所被標籤化，亦即，很多中上階級的家庭很容易認為公立托兒所（除了費用低外）品質不佳。這點，對抱持著送孩子去「學習」、要小孩「贏在起跑點」或的父母來說，要改變想法可能很難。

• Gustave Mőller是社會民主模式社會福利國家的建築師，他於1928年大選政見宣言中提出： 「國家不應自滿於做一個值夜國家，也要做一個福利國家」，此福利國家「有義務保障人民的全方位福祉」。

• 1930年代上路的社福方案，信奉平等與效率的共生。平等的定義成為：普及權利的原則，以及以累進稅支應的平等、單一社福給付。此外新加上Myrdal夫妻的預防性社會政策，以及對於就業而非現金給付的側重。此「生產性」福利政策成為因應「平等／效率交換」難題的社會民主答案。

• 1930年以前，農民黨是社民黨政見的強烈反對者，因此兩者在1930年代的結盟帶有很濃的歷史諷刺性；尤其是，就歷史觀之，對於社民黨的成功而言，農民的貢獻不小於勞工。北歐農民主要是農家成員，他們有教育、有組織、有發言能力、曾經積極參與民主化運動。

• 反觀歐陸，勞工運動組成的是都市勞工階級的貧民窟政黨，沒有能力擴大基礎，也因此就沒有需要擱置其意識形態正統（例如對於國有化主張的堅持）。他們沒有能力執政；他們並無法提出可信且可行的政策來因應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

歷史背景

•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萌芽中的瑞典工運仍在工會和議會民主議題上打轉。

 前言

• 瑞典新內閣本月6日才宣誓就職，不過短短八天，貿易部長瑪莉亞‧伯瑞琉斯14日就因爆出逃漏稅醜聞而被迫辭職。46歲的伯瑞琉斯才上任就被媒體爆料，指她在1990雇用保母卻未申報雇主稅年代。伯瑞琉斯辯說，她的財力負擔不起合法雇用保母的費用。這下火上加油，因為她和夫婿的收入是瑞典平均國民所得的好幾倍。瑞典平均國民所得為4萬1,060美元（約台幣136萬元）。

• 她愈嘴硬，媒體愈努力挖她的底，13日又揭露她擁有一棟價值92萬美元（約台幣3,000萬元）的避暑別墅，卻掛在一家人頭公司名下，以逃避財產稅，而且她買賣股票也未申報。

• 靠著促進母親就業，以及父親育兒，才能打破性別分工。

• 靠著檢視福利國家賦權上的差別待遇，才能揭開社會公民權的面紗，看到背後的形成法則，及其與有職父母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