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平等─台灣（Scandinavia/the Nordic-Equalitarianism-Taiwan)

• 是瑞典社會民主的首要概念，所追求的不僅是政治的民主，還包括致力於創造一個讓勞工和一般受雇者平等參與建構、統御社會的國家。

• Nils Karleby（1926）： 「勞工階級的充分社會參與是社會民主奮鬥的目標」，致力於使勞工成為「平等的夥伴，共同推展社會生活的方法、形式和內容」。［Cf: 哈伯瑪斯的「定義權」）

• Gustav Steffen視「去普羅化」（deproletarianization）為社會民主的中心目標。他於1920年為文主張：

社會民主意識型態有五大主題：

• 整合性民主（integrative democracy）

• 激烈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另一項更具重要性的政策發展，即是自1960年代晚期以降，福利服務之成為主要的就業政策。此一趨勢之源頭為1960年代社會政策論辯中的兩大議題：女性社會處境的改善，以及社會服務提供量和質的提升。這兩大議題匯流於醫療服務、教育和福利服務量的暴增中。［公部門擴增與連帶的女性就業率提升的效果是正面的，無論對女性、家庭、男性、社會／國家而言。］

• 社福服務量的增加，意味的是創造公部門工作機會；此一邏輯使社福服務的成長轉變為幾乎完全針對女性而設的就業政策。從1965年到1984年的二十年間，政府雇員數量增為兩倍，增加的部份集中於福利服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這些新增的僱員女性佔四分之三，其中有相當大部分為部份工時。其影響非常深遠：

• 工會再度主動出擊，其靈感來源為Ernst Wigforss於1923年提出的舊口號：「民主不能止步於工廠門口。」LO想要藉著產業與經濟民主的改革來正面挑戰企業主特權的神聖性，以此轉換再分配之戰的戰場。此一轉換標示著社會民主的一個大膽新紀元的來臨。［產業民主（共決）將會被證明為成功的路線，而經濟民主則否，why?正統馬克思路線或邏輯架構有何問題？]  

• 這大轉換實是需要的產物，只能算是草率的即興之作，未經深思熟慮。然而，瑞典工運對於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呼籲，引發了瑞典政治結構的根本改變。［背離了瑞典模式所賴的基本原則之一的「務實」原則，將使瑞典模式差一點丟掉半條命。］

• 從平等的面向觀之，問題更大。一方面，代表藍領勞工的LO，新左派，以及女性，都起來要求促進所得平等。另一方面，較優勢的勞工（尤其是金屬業［男性］勞工）和新中產階級卻越來越抗拒過多的平等舉措。瑞典的新中產階級福利國家依然堅持普及的原則，保障高品質的社會權利，一方面滿足中產品味，另一方面使勞工去普羅化。然而，這些特質卻阻礙了所得再分配［由於集體消費吃掉太多預算。思考：長期利弊如何？］。

• 在一個給予普及最適［而非殘補或最低］權利的福利國家，開銷必然戲劇性上升，排擠了賦稅的再分配潛能。於1970年代初期，社民黨的平等措施包括陡峭的累進稅、取消雇員提撥額，以及對於低收者的種種移轉給付（房屋津貼，和對於無附加年金者的補助），這些措施設計成自動「轉移調查」［非資產調查］的形式，能夠免除標籤化。

• 整體而言，社會民主政權對於效率／平等交換難題的因應，使福利國家花更多錢，因此需要更多稅收。根據當前有關福利國家的大多數理論，調高賦稅和支出上揚的雙重效應會觸發政治反挫。但是，在瑞典卻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甚至半真的，福利國家反挫。其福利國家的中產階級質地被徹底建制化，事實證明經得起考驗，確實能免疫於右派攻擊或民粹反挫運動。1980年代保守黨採取新自由主義方案，倡導削減福利，回歸殘補模式福利國家，結果在選舉中遭遇慘敗。［Cf. 2006年右派聯盟靠著不消減福利的承諾得以險勝］

• 1960年代，瑞典社民黨在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度上有所突破，同時，傳統藍領勞工的支持度也毫不消退。如此顯示的是正和策略的最大效益，同時，輿論也支持福利國家的另一波擴張。

• 然而，到1960年代晚期，這新的中產階級政權的內在脆弱性開始浮現，顯露出平等與效率難以兩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帶動大規模的經濟重整與合理化，但是，勞工冗員越來越不肯移到工業中心（這意味著由北部移居南部市郊的單調乏味的集中住宅［以Malmo的勞工住宅發展為例］）。症狀之一是其時爆發的一連串不合法罷工，彷彿瑞典勞工在抗議瑞典模式。加上經濟成長遲緩，就導致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鬆懈，由勞工往擴張中的產業的移動，變為對於受庇護職種的補助。問題不僅於此，還有上揚的通貨膨脹。政府於1971-1973以政策造成衰退，得以暫時抑制調薪壓力及通膨，其代價卻是失業率升高，積極勞動市場方案開銷更加吃重，並引發1974年與1975年的薪資暴漲。結果是選民相信布爾喬亞政黨比較有能力保證促成充分就業［結果導致1976年社民黨下台，直到六年後才重得執政權］。

• 用以解決的方案恰恰違反社會民主本身所定義的效率準則。衰敗的產業得到補助，還有囤積過多的庫存，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於1975年，中央政府赤字高達總支出的4%。充分就業政策越來越昂貴，不再與生氣蓬勃的成長並容。

• 新福利國家成為抗貧的最有效手段。基礎年金加上ATP年金，使所有人都能得到平均所得50%以上的月退金，以致1980年代瑞典沒有貧窮老人。相較之下，沒有第二胎所得相關年金的英國，有21%老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

• 社民黨此階段的態度是：階級結構的變遷並不造成什麼難題，種種因素將匯集導致「中產階級社會民主化」。循此「普羅化」基調，社民黨相信其對於勞工階級的舊訴求，也可以用在白領選民身上。

• 新興中產階級迅速工會化，形成獨立於LO之外的一些自主聯盟（瑞典專業受雇者聯盟TCO，瑞典專業者協會聯盟SACO）。為了保住執政權，社民黨必須跟這些新興勢力結盟，因而捲入後者提出的「第二胎年金」ATP年金（即，於以稅金支應的基礎年金之外，另以雇主社福捐之方式，給予受雇者所得相關之第二層年金）之議，醞釀一種新的平等／團結／效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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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08/02/27 15:50 記者黃國樑、唐孝民/台北報導

行政院會上午通過人口政策白皮書，對於解決少子化問題，有關生育補助部分，最後並未納入生育補助的具體數字，即內政部幾年前曾規畫生育第一胎補助五千元，第二胎補助三千元，第三胎補助二千元，因為財政問題，並未納入，但到明年底前將「研議實施兒童津貼可行性」，並研議對育有三名子女以上家庭，予以補貼購屋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