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及其餘北歐國家的知識傳播方式,跟前述美國模式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就縮減收入差異與學歷高低的相關性而言,瑞典是西方國家中之最前進者,雖然此趨勢近年稍有逆轉。於一九八○年代,瑞典經濟學及工程科系畢業生在私部門與公部門的終生淨收入,據估計分別大約比產業勞工多四分之一及十分之一;而高學歷從醫人員的終身淨收入,平均略少於焊接工收入的一點五倍。此外,有研究顯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三成年國民,其學歷僅僅略高於成年國民平均學歷。
瑞典及其餘北歐國家的知識傳播方式,跟前述美國模式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就縮減收入差異與學歷高低的相關性而言,瑞典是西方國家中之最前進者,雖然此趨勢近年稍有逆轉。於一九八○年代,瑞典經濟學及工程科系畢業生在私部門與公部門的終生淨收入,據估計分別大約比產業勞工多四分之一及十分之一;而高學歷從醫人員的終身淨收入,平均略少於焊接工收入的一點五倍。此外,有研究顯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三成年國民,其學歷僅僅略高於成年國民平均學歷。
知識的散播對於福利有兩個好處,其一為協助人民就複雜問題做出有根據的選擇,其二為勸阻逃脫責任或自求多福。這便是第六個指導原則:關於服務的管道、成本、效益,以及用以支付之稅金的清晰、系統性、可靠知識,應讓人民以最低成本取得。
讓我們比較北歐與美國典型家庭的情況。兩個家庭都希望擁有乾淨、安全、健康的環境,附近有好學校、醫院和其他的必需服務機構或措施。對北歐家庭而言,這些都能透過涵蓋所有人的體制性正常運作而獲得,因此,他們就會理性地行動,包括納稅和參與服務網絡的[民主組合]機制。同理,美國家庭也會採取理性行動,向排他性的優勢郊區或市區集合住宅移動。
家庭般的照顧
毓秀問,在台灣,社區居民不歡迎老人機構,因為不喜歡老人(會尖叫等)。院長回答,「以前工作的老人院由兩名人員照顧12名失智老人,他們常常哭喊尖叫。我們如果讓老人滿足了,他們就不會哭喊尖叫。我們帶老人去雜貨店,買冰淇淋給他們吃。還繞道車站,在路上他們可以看見孩子們,並且跟他們說說話。政治人物卻不如此想,他們認為最理想的規模是72房/人(他們想朝向更多居家服務+較大間的老人之家的方向發展)。我認為理想數目是20房/人,這樣比較容易收支平衡,雖說我們現在這個機構更小,卻也運作良好。如果容納太多人,你就會失去應有的感覺/感情。我們(老人和工作人員)一起享受生活,這是一個充滿喜樂的地方。」
2006年的參訪行程,並未安排直接去看斯德哥爾摩市的公營長照機構,但是從Erik Centerwall(瑞典教育部性教育教師手冊《可以真實感受的愛》作者,女書店翻譯出版)父親的經驗,證諸前兩節對於Lund市公營長照機構的陳述和分析,卻能幫助我們推論都會地區公營長照機構的困境。